最近，一位自称是妇产科主治医师的博主在社交平台上讲述了自己经历的一起婚检事件，关于婚检、艾滋病和医生职业道德。事件的起因并不复杂，却极具争议性，在网上引发了轩然大波。
两个悲剧，相反的选择，医生都背锅
一对未婚男女来到医院进行婚检，女方被查出HIV阳性。在接到检验报告后，医生按程序向疾控中心上报，疾控中心也依法通知了患者本人。然而，就在医生准备进一步处理的过程中，女方明确提出请求，希望医生不要将自己的HIV感染事实告诉未婚夫。作为医生，她知道这属于高度敏感的个人隐私，根据国家法律规定，在没有患者授权的情况下，她无权将该信息透露给第三人。于是她遵从了患者的请求，守住了隐私底线。
然而几个月后，该男子也被查出感染了HIV，追溯感染源后得知早在婚检时女方就已被确诊，他将全部怒火倾泻于当初的主检医生，最终该医生被患者投诉并遭遇停职处理。
几乎一模一样的剧情在一年前也曾上演过，但结局却恰恰相反——那次的医生选择的是“主动告知”。
同样是一对未婚夫妇，同样是女方被婚检查出HIV阳性，但当时的医生认为男方有知情权，出于职业良知将结果告知了男方。两人最终没有结婚，男方离开了这段关系，而女方在得知自己的病情被泄露之后，将医生投诉到卫健委，该医生也因此被停职三个月并选择辞职。
两位医生面对相似的情境做出了相反的选择，却都遭遇了几乎相同的职业惩罚。无论是告知还是不告知，医生似乎都走进了一个两难的死胡同。这样的现象令人震惊，也引发了公众对医学伦理、法律边界和婚检制度深层次的反思。
为什么医生不能擅自告知患者的“未婚配偶”？
为什么医生不能把患者的检查结果告诉她的未婚夫？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则背后有严密的法律逻辑支撑。
根据我国《执业医师法》《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以及《艾滋病防治条例》的相关规定，医生对患者的个人信息，特别是重大疾病诊断结果，负有法定的保密义务。艾滋病作为一种传染性极强且涉及个人隐私的疾病，其相关信息的处理更受到严格限制。根据《艾滋病防治条例》第38条规定，任何医务人员不得泄露患者的HIV感染状况，违者将承担法律责任。这意味着，医生即使出于好意告知对方，也极有可能触犯保密规定，遭遇投诉甚至丢掉饭碗。
而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只有疾控中心等特定机构，才有权依法向患者的配偶或性伴侣进行传染风险告知，且须依照规定流程进行。换句话说，临床医生即使知道患者的配偶（或未来配偶）存在感染风险，也不能擅自告知，必须“眼睁睁”地看着对方可能步入危险境地。
这就产生了一个极为现实的问题：如果医生不能告诉患者的未婚夫，导致对方被感染了艾滋病，那到底是谁的责任？
首先必须明确的是，责任主体是感染者本人。无论是法律层面还是道德层面，患者在知晓自己患有重大传染性疾病后，有义务如实告知伴侣，尤其在即将建立婚姻关系的前提下。如果明知自己为HIV感染者，仍在婚前隐瞒病情并与他人发生性接触，导致对方感染，不仅构成民事侵权（侵犯他人健康权），在某些情形下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触犯《刑法》第360条——“传播性病罪”。
而临床医生，如果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行事，向疾控部门报告、等待疾控中心通知配偶并未泄露隐私，那么其责任在法律上是可以免责的。然而现实中，很多患者选择对伴侣隐瞒，疾控中心因资源或流程问题也无法第一时间介入，于是医生处在风口浪尖，往往成了被投诉的“出气筒”，这正是当前制度不完善所带来的灰色地带。
看到这里，不少人可能要问：如果婚检结果都不能让对方知道，那婚检还有什么意义？这个问题其实反映出公众对婚检制度的一种误解。
婚检，严格来说是“自愿式”婚检，目的是为了提高双方对自身健康状况的了解，并不具有强制性，也不会阻碍结婚登记。婚检的结果原则上属于个人私密信息，并不默认对方知情。也就是说，你去婚检是你的自由，结果归你所有，除非事先签署“信息共享授权书”，否则医生不能主动将结果告诉你的伴侣。现实中很多人以为结婚登记之前做了婚检，就理所当然能知道对方是否健康，这其实是对婚检制度的一种误读。
隐私权下，如何保护自己的健康权？
那么，作为未婚男女，如果真的想要保障彼此的知情权，该怎么办？
答案很明确——在婚检之前，主动签署信息互通授权协议，明确同意医院将婚检报告互相公开，这是目前唯一合法合规又能确保彼此权益的办法。除此之外，还可以采取以下几种方式保护自己：一是主动要求全套传染病筛查，特别是乙肝、梅毒、艾滋病等；二是坚持健康的性行为方式，婚前性行为一定要做好防护；三是对对方健康状况保持合理审慎的关注，不盲目信任，也不过分怀疑；四是如果怀疑被隐瞒，主动联系当地疾控部门寻求专业帮助。
从社会层面来说，婚检制度的意义不应仅仅停留在“形式化体检”上，更应发展为一种公共卫生风险筛查机制。而从制度建设角度来看，当现有法律对“未婚伴侣是否享有知情权”尚无明确规定时，医疗系统、疾控系统与立法机关之间亟需建立更清晰的分工协作机制。既要保护患者的隐私权，又不能漠视他人的健康权和生命权，这不是哪个医生一己之力能解决的问题，而是全社会需要面对的伦理难题。
事实上，医生不是上帝，他们无法在“保密”与“告知”之间做出完美决策。他们既要遵守法律，又不能违背职业良知。
这两起真实案例所揭示的，不仅仅是医疗隐私与知情权的冲突，更是现有法律与公共健康管理体系之间的断层。当医生陷入“左右为难”的困局时，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如何为医生建立清晰的责任边界、制度的安全屏障，以及更具温度与智慧的婚检制度。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个人健康信息保护与社会公共健康之间的良性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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